越南战争的结束也是抗议歌曲的转折点

纽约（美联社）——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许多抗议活动中，她永远不会忘记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次抗议活动中，她站在数千人面前唱着“战争大师”。

“在这个盛大的活动. ...上，只有我和布鲁斯·朗霍恩弹吉他每个人都知道歌词，很快他们就开始跟着唱起来，”她回忆起那些集会的“惊人”精神。“听到这些歌曲确实会触发大脑中的某些东西。他们会让你说，‘我一定能有所贡献。’”

50年前，越南战争的结束也帮助结束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抗议音乐时代。

对于柯林斯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把军队带回家是一项带领他们走遍全国和世界的使命。这段旅程被志同道合的观众分享，他们加入了《战争大师》、《给和平一个机会》、《在风中飘荡》和其他标准——似乎在说这些歌曲既属于这场运动，也属于歌手。

这些原因经久不衰，而且还在不断扩散：军备控制和种族隔离、妇女权利和全球化、气候变化和警察暴力。人们还为他们写了抗议歌曲，从《Alright》到《Sun City》。但很少有，如果有的话，已经像几十年前的音乐一样进入了集体文化记忆：抗议歌曲一如既往地常见，抗议歌曲很少。

金妮·苏斯（Ginny Suss）在华盛顿帮助组织并帮助创建了“抵抗复兴合唱团”（Resistance Revival Chorus），这是一个由数十名专门从事抗议音乐的歌手组成的团体。苏斯说：“如今，你有所有这些流派和所有这些身份，事情更加分散了。”

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1998年出版的《青年与社会运动》（Youth and Social Movements）一书的合著者罗纳德·艾尔曼（Ronald Eyerman）说，像《我们终将战胜》（We Shall Overcome）这样的歌曲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这首歌传达的信息如此普遍，以至于它可以适用于任何问题。“抗议歌曲往往是非常具体的一个问题，一个时间和地点，”他补充说，他想不出“任何一首与动员气候变化或同性恋权利有关的歌曲。”

抗议歌曲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抗议音乐的兴起与二战后时代的更大叙事相吻合。日益增长的经济繁荣和电视、晶体管收音机等新兴技术帮助“婴儿潮”一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和共同体验，越南战争使数百万人跨越种族、阶级和地域团结起来。

艾尔曼指出，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的军事征兵令越南战争对美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个人的、自利的维度”问题。摇滚和民间音乐为这个爆炸性的历史时刻打造了轻松的旋律和令人难忘的、共鸣的短语。

2011年出版的《每分钟33次革命：抗议歌曲的历史》一书的作者多里安·林斯基（Dorian Lynskey）说：“人们对政治局势的感受非常强烈。”“很多人都期待一场即将到来的革命。”

六七十年代的抗议歌曲不仅在抗议集会上可以听到：从《在风中飘荡》（Blowin’in the Wind）到《People Get Ready》再到《Ohio》，它们也在公告牌（Billboard）排行榜上名列前列。

抗议音乐的现状

比尔·维尔德（Bill Werde）是《公告牌》（Billboard）的前编辑主任，也是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音乐商学院班迪尔项目（Bandier Program）的主任。他说，抗议音乐在美国仍然存在，但他不确定人们是否有兴趣把它们作为主流热门歌曲。

他指出，在美国之外也有很多抗议音乐，比如伊朗流行歌手迈赫迪·亚拉希（Mehdi Yarrahi）分享了一首名为“Roosarito”的歌曲，这首歌是波斯语“你的头巾”的意思，敦促女性摘掉头巾。他因持有和饮酒而被定罪。还有印尼后朋克乐队Sukatani的反腐颂歌《Bayar Bayar Bayar》（“Pay Pay Pay”）。

“在日益权威的政权下，这首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更大言论自由的呼吁，”他谈到素谷的歌时说。“这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或接受，但我认为一个简单的现实可能就是，当你把美国与其他地方相比时，美国的情况还没有糟糕到让人们真正感受到紧迫感。”

波多黎各人以发布具有社会意识的音乐而闻名，主题包括战争、殖民、社会经济不平等等，但他不同意。他说有当代的抗议歌曲——你只需要知道去哪里找。例如：英文歌曲“What Happened to Hawaii”，这首歌将美国对夏威夷的殖民与波多黎各争取独立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去年，Residente与巴勒斯坦艺术家阿迈勒·穆尔库斯（Amal Murkus）合作发行了《瓦砾之下》（Bajo los Escombros），献给在加沙战争中丧生的儿童。他说：“没有多少歌曲谈论它。”

艾尔曼想知道，最近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是否会“发展成一股全国性的力量”，伴随着“独特的抗议颂歌”。

分裂的国家

就像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样，这个国家在政治和社会上都存在严重分歧。但维尔德认为，抗议音乐的发展前景更为有限。他列举了音乐产业的日益整合和传统媒体的消亡，这意味着“今天的热门歌曲比以前少了”，抗议歌曲成为完全国歌的机会也更少了。发生这种情况的唯一途径是“事情达到一定程度……就像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和黑人的命也是命一样。”

那段时间播放的歌曲包括拉马尔的《Alright》、幼稚的甘比诺（Childish Gambino）的《This Is America》和碧昂斯（beyonce）的《Freedom》，这首歌是在2020年弗洛伊德被谋杀之前发行的。

通常，抗议歌曲因为受到欢迎而成为国歌。

奥利弗·安东尼（Oliver Anthony）的《里士满以北的富人》（Rich Men North of Richmond）就是一个例子，这首歌与任何政党都没有明确的联系，但在2023年成为了共和党的国歌。“这一切都是关于工人的困境，”维尔德说。“它向你展示了音乐有时是多么具有操纵性，以及很多政治都是关于营销一个想法，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愿创作抗议歌曲的一个可能原因可能很简单，到2025年，“像大多数公司一样，艺术家们真的希望被排除在这些天的政治讨论之外，因为这对他们的底线来说风险太大了，”他说。

他最主流的流行音乐抗议例子是拉马尔的歌曲，它向吉尔·斯科特·赫伦（Gil Scott-Heron） 70年代早期的歌曲《革命不会被电视转播》（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电视转播）致敬，并以一种维尔德说企业赞助商必须同意的方式表达了它的间接象征意义，这样才不会“让很大一部分听众感到被深深地冒犯了”。

Residente说，当他在21世纪初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时，演奏政治音乐产生了现实生活中的后果：他被禁止在波多黎各演出四年；有一次，在委内瑞拉，他遭到枪击。“在自己的国家受到审查是可怕的，”他回忆道。如今，他在音乐中仍然带有政治色彩，但他注意到美国本土的艺术家往往不那么政治化。

他说：“我希望美国能出现更多（政治歌曲）。”“这是奇怪的。也许他们非常专注于生意。

“不是每个艺术家都会谈论社会意识，”他补充道。他说，他希望美国能出现更多像“愤怒反对机器”或“崩溃系统”这样的激进组织。

历史改造

曾经是抗议歌曲的歌曲被剥夺了原有的背景，并被重新用于对立的目的。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的反越战歌曲《幸运之子》（lucky Son）不顾词曲作者的反对，出现在了特朗普的集会上，并在最初发行几十年后被牧马人公司（Wrangler）的广告中使用。迪伦的《在风中飘荡》是2019年超级碗期间播放的百威啤酒广告的原声。反乔治·w·布什的热门歌曲《美国白痴》在抖音上被保守派使用。

Werde说：“事物从未像现在这样分散。”音乐发现发生在TikTok上，没有任何背景。Z世代发现了这支爱尔兰乐队，但当《僵尸》播放时，他们不一定知道这首歌所写的“麻烦”的历史。

然而，柯林斯说，她的观众似乎一如既往地投入。现年85岁的她每年仍然举办大约100场展览，展出《其他的花都去哪儿了》（Where Have all the Other Flowers）和其他抗议经典作品，以及她自己的《梦想家》（Dreamers）等较新的作品，这部作品讲述的是美国的移民

“当我唱《花儿都到哪里去了》时……每个人都唱，每个人都知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有点惊讶，”她说。“它们不仅仅是抗议歌曲。它们是生命之歌，是生命之旅，是你要对抗的东西。”